社科院文研所权威刊发：抄稿《海国记》真伪辨析 海国记, 社科院, 文研, 真伪, 权威

pengling

2008年6月份，《海国记》公布被发现，到现在已有一年半多了。以前，海外几乎没有人公开表示质疑。2009年12月初，媒体报道此佚文时，定位为“钓鱼岛属于中国再获文献证明”。至今，近两个月时间内，有极个别在海外的“中国人”，格外关注与“研究”其真伪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权威刊发：
抄稿《海国记》真伪辨析─对郑海麟、胡新的回应
http://www.literature.org.cn/Article.aspx?id=47950

蔡根祥

清朝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是一本际遇离奇的小说。它遇到了杨引传、俞平伯、林语堂诸位先生，被翻译成多国语言，蜚声国际；被改编为广播剧、舞台剧表演，感人肺腑。俞平伯作序说：「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，只见明莹，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；只见精微，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。」林语堂英译序中说：「芸，我想，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。」这文学上的赞叹，在在都令人着迷。可惜如此纯朴真挚的文笔写来动人的小说佳作，竟然不幸遗失了最后两篇─〈中山记历〉、〈养生记道〉。所以，林语堂先生曾期盼说：「我在猜想，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；倘然有这福分，或可给我们发现。」或者因为他的这种愿望，也代表着众多读者的心声，因而激使某人以为有机可乘，于是多方搜罗，找到曾在嘉庆五年担任册封琉球国王副使的李鼎元，并将李氏使琉球时所写的日记《使琉球记》作底本，抄录了其中大部分有关琉球民情风俗、风光物产等文字，冒充原来的〈中山记历〉的内容；又收集了不少有关养生方面的文献材料，来个「挂羊头、卖狗肉」，顶替原作的〈养生记道〉，并且改名为〈养生记逍〉，于是就凑成了六记齐全的《浮生六记》了。这本书滥竽充数，蒙混了七十多年，欺骗了众多读者的真诚。这本「足本《浮生六记》」虽然欺骗蒙混了一般读者，但是却欺骗不了有识的学者，在伪作出版至今的七十余年里，有不少学者曾作过考证：如大陆的江慰庐先生、陈毓罴先生最有贡献；而在台湾，则有吴幅员先生、杨仲逵先生等出力甚多。而笔者经数年研究、撰写之功，在2007年9月出版了《浮生六记后二记─中山记历、养生记逍─考异》一书，则是总结前辈们的成果，更进一步证实「足本《浮生六记》」后两记的确是伪作，而且作伪的时间是在1931年前后；总算粉碎了伪作后两记欺人的伎俩，使这桩文坛作伪案，得以拍板定案。

在2008年6月，香港《文汇报》刊登彭令先生的文章〈沈复《浮生六记》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〉，说从清人钱泳手抄的《记事珠》一书中，发现了有关《浮生六记》第五记〈中山记历〉原本文字抄录的材料，并同时附上了七张清晰的图片。笔者对《浮生六记》研究有年，心里也曾怀疑「这是真的吗？」经过仔细研究、对比彭先生的文章及图片，证实这些抄稿中的琉球国记录，应该就是抄自沈复的原本《浮生六记》初稿〈中山记历〉的前身〈海国记〉，并撰写〈沈复《浮生六记》研究新高潮─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〉一文，发表于两岸刊物和网络上，读者当能看到。

本人跟彭令本来并不认识，也没有任何关系；站学术的立场，我希望资料受到保护，并且尽早发表，好安抚读者的企盼，还有学术界研究所需的渴望。因此，笔者曾推荐这卷抄稿以「钱泳手录沈复《浮生六记》卷五抄稿不分卷」的名义，向大陆文化部申请提报为第二批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」，希望藉公家力量对这天赐重光的文献，做到最好的保护与利用；笔者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向文化部补充陈述更完备的考证资料；最后，不得已还惊动温家宝总理先生，并经香港《文汇报》披露后，就有很多人士发表意见。虽然大部分人士对这份抄稿给予正面的评价，不过还是有反对的声音。其中以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郑海麟先生在《海峡评论》2010/01/01第229期所发表的〈沈复《浮生六记．海国记》与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之比较〉一文[1]，以及胡新先生在网络「往复论坛 > 史学 > 史林杂识 >」发表〈《海国记》又系伪作，学术造假再抬头〉的文章[2]，最需要作响应，以为切磋砥砺，相观而善。

首先要说明的，是本人从读书到任教，都是以研究经典中的《尚书》为专业，现任教于台湾的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，也是以《尚书》为专业研究。因《尚书》有「伪古文《尚书》」的问题，所以，本人对古书真伪方面的考证，自问颇有所得。所以，我考证《浮生六记》，撰写《浮生六记后二记─中山记历、养生记逍─考异》一书，是将它当作像清朝阎若璩著述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一样来钻研，并且获得不错的结论。因此，在任教上庠，除教授《尚书》之外，也另开设了「《浮生六记》赏析」的课。笔者以为考证真伪是要讲证据的，平心静气把证据罗列出来，排比论述，是非自然就有公论，这才是对学术、社会有益处的诤论（不是争论）。

首先，针对郑教授的文章来说。郑教授文中有两点论述：

第一是「出使琉球的正、副使为齐鲲和费锡章，沈复至多是个随从人员，其所撰《浮生六记．海国记》只能算作私人笔记，不具有官方文献价值」。所以，劝本人不要过分夸大其价值。

第二是郑教授考察「沈复所撰《浮生六记．海国记》中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所记钓鱼台事，与一八○○年（嘉庆五年）出使琉球册封使李鼎元撰《使琉球记》在文字上最为接近」，进而推论说「可知沈复「记略」是以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为底本」。他还引证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王尔敏教授的意见，以为沈复「曾阅读过李鼎元撰《使琉球记》，所撰《浮生六记》中有《中山历记》一卷，完全抄自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想象编写而成」。

先就第二点来说，其实自明朝至清朝，历次册封琉球使所记的记录，都大同小异，除非琉球国本身真的有所改变，记录中才会显示出来。比如说：琉球国俗里，家里有人远赴他乡，都会在门庭之中用竿子竖挂一艘小木船，来听候南风，祈求顺风送征人归家。这见于徐葆光撰〈球阳竹枝词〉第一首说：

小船矗起半天中，一尺樯悬五寸篷；渡海归人当有信，竿头昨夜是南风。（渡海之家，例造小木船，桅帆毕具；置竿头，立庭中候风，以卜归期。自闽归国，皆以南风为候）。

到李鼎元时，还是有同样的习俗。李鼎元写的〈竹枝词〉也说：

双乳垂垂学抱瓜，庭中独立望天涯；竿头笑指南风到，脱却襟裙懒去遮。（家有渡海者，率造小木船，置庭中竿头，桅帆毕具，后南风以卜归期。）

这样的风俗，在熟读古籍的册封使者来说，很自然就联想到我国古代的「五两」旗。周煌的《琉球国志略》卷四下、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里，都有提到「五两旗」。李鼎元说：

庭中竖长竿，上置小木舟，长二尺，桅、柁、帆、橹皆备，首尾列风轮五叶，挂色旗以候风。渡海之家，率预计归期，南风至则合家欢喜，谓行人当归。归则撤之。即古五两旗遗意。[3]

然而到了嘉庆十三年的费锡章，在他的竹枝词里，却记录了这种风俗的转变。费锡章所作竹枝词说：

中华遥望比仙都，破浪全凭十幅蒲；杨柳简书谁会得，狮王不挂挂于菟。（球俗远贾他处，家悬一虎，旁画杨柳。询其故，则以风从虎，但求顺风而已；若杨柳则相沿如是，并不知取义。）

从费锡章所描述的，却已经不是用竿子竖挂小木船，以候南风了，而是改悬一个虎形偶，取其「风从虎」之意，其实也是祈求顺风吧了。至于其它没有变化的风俗民情，册封使的记录都差不多，只有详略之异而已。而在众多册封使的记录里，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是以日记的方式记的，比较贴近生活，也多了些描述的文学辞藻；沈三白的〈中山记历〉（前身为〈海国记〉）也是讲究文学手法的。所以，沈复所记的跟李鼎元所录的文字，在风格、措辞、语气上自然就比较接近。至于引证王尔敏教授的意见，老实说，王教授根本还不知道他所看到的「足本《浮生六记》」中的〈中山记历〉，本来就是伪作的，是伪作者抄录了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中的文章段落而成的，那当然十分相似了。这从郑教授引述王尔敏教授的话还在说「沈复自谓曾跟随册封琉球正使赵文楷、副使李鼎元前往琉球」，就可见而知了。关于这一点，请参考拙著《浮生六记后二记─中山记历、养生记逍─考异》一书，即可了然。

对

pengling

于郑教授所说的第一点，以为沈复所写的是私人笔记，不足以跟册封使者的述职报告记录相比。本人当初也只表示沈三白的撰述，是代表民间的描写角度，跟官方的记载不同，这也正是沈复的书最有价值的地方；而两种数据当然都有价值，不过官方的记录已经不算少，而民间的笔记却如凤毛麟角。从前曾应册封使之邀，以从客身份前往琉球国的王世祯、王文治，虽然都曾经有所采记，然而他两人名气大，地位高，与官方关系密切，因此他们的描写不能算是纯民间的，而这正显示了沈复记述文字的重要性。在这里举个琉球红衣人的例子来说明：

明清以还，册封琉球十数次，历来派遣册封琉球使的记录里，都有提到琉球国土妓的事，因为她们身着红衣，所以册封使都称她们为「红衣人」，认为是风俗中的特色之一。然而，所有册封使──包括赵文楷禁止使团人员接触红衣人以前──的记录，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将「红衣人」的相关情状，描摹得像《海国记》那么详尽、细腻、真实，都只对「红衣人」作隔岸观火，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，因此我们对「红衣人」的事知道的也不多。抄稿「海国记」里对「红衣人」的描述，比之所有册封使的记录都详尽，都深入；此无他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官员们写的记录都是要向朝廷报告复命的，如果写得像沈复那么清楚详细，那无异于告诉朝廷自己在琉球曾经光顾过「红衣人」的闺帏，那后果会如何呢？又有谁会那么愚蠢呢？这正是官方记录的罩门。当然，诚如郑教授所说的，沈复顶多只是一位册封使的随从，而作私底下的记述，他所看到的事情并非全面，所掌握的资料也不可能完备，甚或他在回想过程中，记忆有误，以致于记载失实，也在所难免的，但是可以体谅。官方的资料有时也会刻意扭曲呢！难怪顾颉刚先生不太相信正史的记载，倒宁愿相信《山海经》等书了。至于沈复的记载能不能证明钓鱼台的归属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笔者以为，王尔敏教授以伪作真，郑海麟教授引误论真，似乎都可以再三思而后行。
至于自称是「琉球历史爱好者」的胡新先生所撰写的〈《海国记》又系伪作，学术造假再抬头〉一文，光标题就足以耸动视听，也令我不得不作回应。胡说「这些所谓的佚文纯属伪造，绝大部分改写自康熙五十八年册封副使徐葆光的《中山传信录》，根本不是沈复在嘉庆十三年随册封使齐鲲、费锡章出使琉球时对中琉宗藩关系的真实记录」，洋洋洒洒列出七大条、两小点所谓「论证」，就宣告「彭令先生公开的两页《册封琉球国记略》条文加以考证，揭示其招摇撞骗的欺世盗名」。也由于本人对彭先生的发现抄稿《海国记》给予高度的评价，当然也被描述为「自持浮学专家，自以为是」，只是「纸上谈兵」，「犹如井底之蛙、幼稚可笑」，甚至质疑我「是否有起码的学术良知」，「令人齿冷」，要我「不要再夸夸其谈，好好自我反省，以免贻误后人」。虽然胡说对我的批评用词甚重，贬损太过，不过我依然认为从胡新的文章里，展现了他研究的勤奋，阅读的仔细，若持此以恒，有朝一日或许会成一家之言的。如果是我的错误，我也愿意承认不足，虚心受教。以下我就针对胡说所举「论证」，一一分辨如下：

胡说「关于吴安邦官职错误等问题」，可能胡氏认为这是个小问题，错误明显，不必论述；但是我却认为这正是证明抄稿真实无虞的明证。根据费锡章《一品集》页15中，有〈以球刀二柄分赠吴游击安邦、陈都司玉龙，因系以诗〉一首，称吴安邦的官衔为「游击」，而抄稿称「福州左营副将吴公安邦」，两者明显有异。表面看来，的确是个问题；然而，细心的人是否想到，谁会知道「吴安邦」其人曾经担任过册封使的护送守备员呢？除了真的跟随齐鲲、费锡章前往琉球的人外，大概只有看过费锡章《一品集》的人了，因为齐、费所著的《续琉球国志略》没有记载这位小小的地方武官，齐鲲的《东瀛百咏》也都没有提及；胡先生不也是看到《一品集》才知道的么？要知道「吴安邦」并不是甚么名人，普通点的「学者」都可能一无所知，大师如陈毓罴先生也是几经辛劳才找到费着《一品集》来研究的，而抄稿的作者凭甚么知道呢？如果他是因为看了费锡章的《一品集》而知道的，那他为甚么不直接称他的官衔为「游击」，就不会被质疑，何必留下个尾巴呢？只有蠢才才会如此。

如果胡君认为这只是推论，不足为凭，还是执着官衔「游击」与「左营副将」的差异，那我就所知说明一二，当可了然。先看徐葆光《中山传信录》里说：「护送守备一员，注：海坛镇左营守备蔡添略。千总一员，注：蔡勇。官兵二百名。注：闽安镇、烽火营、海坛镇左、中 、右三营各四十名。」可见册封使护送的工作，一向就是福州海坛镇、闽安镇的左营水师的官员负责的。就官衔来说吧，这要从福建的军防政制说起。福建的闽安村，位于闽江出口，跟台湾隔海峡遥遥相望。清朝初年，为了在此对抗郑成功，清政府实行迁界令，同时在闽安进行大规模攻防设施的改造。清政府对闽安的正式军事管理，从顺治七年(1650年)开始，当时清廷在闽安设协副将，下辖官8名，兵2000人，为绿旗营兵。顺治十五年(1658)筑城，置战船、南北岸炮台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4)，清政府在此设立了闽海关，当时的闽海关总口有二：一驻南台，一驻闽安镇。因此，今日的闽安还有官府署衙遗迹可寻，左营游击署在南门外澳里，右营游击署在土地堂；两官署原称左营守备厅、右营守备厅。其中驻闽安镇城，原左营游击，在乾隆三十九年改称左营都司，右营也相同[4]。由此可见，抄稿中称吴安邦为「左营副将」，不是随便称说的，费锡章称吴安邦为「游击」，也就是「左营游击」的省略，只是用了传统的旧称而已。同时，根据清朝陈培桂、林豪纂辑《淡水厅志》[5]卷八（下）表二〈选举表〉里，列举了武进士，其中就有吴安邦其人，记载说：「吴安邦，嘉庆元年丙辰科。籍彰化。官至闽安副将。」这更可见抄稿的作者既不是看费锡章《一品集》而知，也不是看《淡水厅志》的资料而知的，而是其人身在现场，才会知道「左营副将」这个职衔的。如果作者他具有这样的学识，他要是作伪的话，那胡君又凭甚么能找得到他的马脚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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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琉球国「红衣人」的问题，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，在此就不再重复赘述了。
至于胡说的七大条考证，现分论如下：

甲、       「守礼坊上的匾额只书『守礼』二字吗」的问题

《海国记》说：「过此百步，又一牌坊，大书『守礼』二字。」胡氏所辨析的内容：从历代的使录所载，牌坊上牓的确是「守礼之邦」四个字，周煌的《琉球国志略》，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都有相同的记载。不过，沈三白的记述，很可能是事后追记的，前文说先有一牌坊牓曰「中山」二字，以致后来模拟误记为「守礼」二字，是有可能的。何况，胡先生所举的齐鲲《东瀛百咏》的句子，不也是只有「守礼」两个字吗？这种文学之笔，误记或省略，应该是不足为奇的；当然也是美中不足了。然而，如果是「伪作」，那随处可见的「守礼之邦」四字，为何他偏偏只写「守礼」两个字，以启人疑窦呢？这正可以推论作者并未参考前人的数据，纯粹根据自己的记忆而书，才会产生这种现象。

乙、       「册封使到闽及启行日期错误」问题

《海国记》说：「至闰五月二日，始从福建省城启行，【南台】登舟……次日，两册使奉节、诏至。」胡氏辨析以为众多数据清楚记载显示，齐鲲、费锡章于五月初二日行抵闽省，于闰五月初三日由南台海口登舟，到闽和启行的日期前后相差一个月。而在《海国记》里的记载「不仅同在一个月，而且顺序也前后颠倒」。我请读者（包括胡君）再好好阅读原图片中的语句，作者是说闰五月二日那一天，册封团队从福建省城的南台登舟，到初三日（即次日），两册使才奉使节、诏书来到渡头，准备上船启行；而不是说闰五月初三日（次日）两册使才奉使节、诏书来到福建省城。那又何来所谓「不仅同在一个月，而且顺序也前后颠倒」的问题呢？胡君是看过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的人，李鼎元在嘉庆五年闰四月初八日到福建洪山桥，并与闽令谭抡等同「奉诏敕赏恤登岸，舁以龙亭、彩亭送馆安奉」[6]，到了五月朔日（初一）夏至，因为「向来封中山王，去以夏至，乘西南风」，所以，要「早起，命仆幞被登舟。午刻，具龙、彩亭奉诏敕、节、币，安放中仓；同介山（册封正使赵文楷）先至南台馆驲，点验兵役，尽令登舟」。李鼎元因为要处理兵员的问题，而且要候潮汐，所以延至初四日才正式「起定」。[7]对比来看，一目了然，抄稿所陈述的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问题是胡君阅读文言文时读错了，而且对册封琉球的过程不甚了解，才会提出这样的「论证」来。

丙、       「过钓鱼台遥祭黑水沟改写自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」的问题

《海国记》说：「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，形如笔架。遥祭黑水沟，遂叩祷于天后，忽见白燕大如鸥，绕樯而飞。是日即转风。十四日早，隐隐见姑米山，入琉球界矣。」胡说「册封使清楚记载，当册封舟行至赤尾屿后的黑水沟时，才祭祀海神，从没有在过钓鱼台时遥祭过黑水沟」。并认为这种说法的来源是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里有「琉球伙长云：伊等往来不知有黑沟，但望见钓鱼台，即酬神以祭海」，而且认为《海国记》的「见钓鱼台，形如笔架」、「忽见白燕大如鸥，绕樯而飞」等语句，都与《使琉球记》所写相似，因此推论说「改写的痕迹异常明显」。我则认为，齐鲲、费锡章要将整个册封的过程，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，以备回朝廷时述职之用；而沈三白则是私人笔记，不需要记述琐碎的事，这是文学作品与工作报告的不同。而且，抄稿只是没有逐个岛屿都记载罢了，按顺序而言，过了钓鱼台之后才祭黑水沟，并无不妥；如果在钓鱼台之前就祭黑水沟才有问题呢！「笔架」的形容，前文已经说过。有关「白燕大如鸥，绕樯而飞」的记载，胡君何以不看看齐鲲的《续琉球国志略》说：「见白鸟似燕而大，五六为群，飞绕前后，若导引然。」[8]比起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中所说的「有白鸟无数，绕船而送」[9]如何；不然，汪楫也写过：「白鸟不可数计，环樯而飞，迎棹之神鸦不足异矣。」周煌也说：「将至姑米，万鸟亦复回翔。」[10]请试比较一下，《海国记》所写的，跟哪一位册使的记述最接近呢？不要昧着良心说话，当然答案是齐鲲的记述最像。那何以会那样呢？如果不是抄稿的作者看过齐、费的《续琉球国志略》，就只可能是他本来就在现场，亲眼所见，所以跟齐鲲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，当然记述的文字也差不多了。

丁、「册封大典日期取自徐葆光《中山传信录》」的问题

《海国记》说：「至七月二十六日，始行册封大典，前一日，从官先往王府演礼。」胡君辨析说：「琉球《历代宝案》收录的《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恭谢天恩事》和《琉球国中山王臣尚灏谨奏为颁封大典已竣恳在旧礼以劳使臣事》都提到，『续于八月初一日荷蒙宣读诏敕，封臣灏为中山王。』《续琉球国志略．志余》中也提到『故自八月朔日恭行册封大典。』另外齐鲲《东瀛百咏》的《册封礼成书事赠中山王五言八十韵》中还有『嘉庆十三载，仲秋月初吉。琉球尚氏孙，诏许袭王秩』之句。既然三种数据都显示册封大典是八月举行，为什么《海国记》说是七月二十六日呢？」并以为这个日期是从《中山传信录》里所记载的「续于七月二十六日，宣读诏敕，封臣敬为中山王」移花接木过来的。我以为这个错误，就跟「守礼之邦」四字误记为「守礼」二字一样，是因追记而产生的。不妨看看，其它的册封日期，大概都不离七、八月。如嘉庆五年的那一次，根据李鼎元的记载，就在七月二十五日，也跟徐葆光那一次仅差一天而已；时间的相同，只是偶合。

至于胡说「谕祭先王日期所在的页面，彭令先生没有公布，不过不出所料的话，时间是在嘉庆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」，胡氏这个推测，已经有人在网络上引用彭令所告知响应，抄稿写的是在「七月朔日」。其实，真正的时间是嘉庆十三年六月十有五日己酉。之所以有此差异，我以为还是老话，随从私人写作追记时，偶然错误。

pengling

戊、「头号船人数严重失实」的问题
《海国记》里说：「册使与从客共一舟．名曰头船．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。」请注意我引文的标点，用中性的「．」，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胡君的标点有问题。胡君的引文是「册使与从客共一舟，名曰头船，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。」而我认为应该是「册使与从客共一舟，名曰头船。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。」胡说引用费锡章《一品集》中的《闰五月初三日南台开行步费西墉给谏韵》诗句说：「中山使者持绛节，高坐南台点士卒。当街一踊上舳舻，异军五百苍头突。」下有小注说：「两舟共五百十二人。」胡君以为「《海国记》说头号船就有四百五十余人」。就算抄稿是伪作，伪作者也不至于愚蠢到那么离谱吧。其实只要翻一下李鼎元的《使琉球记》，就知道「每船约二百六十余人」，后来又要增加四十名兵丁，因人数过多，所以「每船减役二十余人」[11]，要兵丁替代役丁的工作，故仍然维持每船二百六十余人左右。原抄稿中有句读，不过没有「逗号」、「句号」之分；我以为四百余人的数字是指两船「上下柁工兵役」的总数，不是指头船的人数。查考历次册封使团的人数，大概都是三百多至五百出头，如果头船有四百五十余人，两船当共有九百多人才对，这是傻瓜也知道不可能的事。胡说用心可知。

至于费锡章说「两舟共五百十二人」，而抄稿则说「四百五十余人」，二者不同，我以为当然是费锡章的数字准确，而抄稿作者可能是大约的估计。何况抄稿说的人数是「上下柁工兵役」；而册封使团中，还有正、副使、从客、接封使臣、其它随行官员，或者还有其它应邀之客，当亦有数十人，都不能计算在「上下柁工兵役」之内；如果加上去的话，数字就相当接近了。

己、「册封舟尺度改写自徐葆光《中山传信录》」的问题

《海国记》说：「舟长八丈有余，阔二丈余。」胡君有用心的找寻嘉庆十三年册封舟尺度的相关记载，在齐鲲后人齐上志先生《福州齐氏六代书香父子翰林》一文中，说是册封舟长15丈、宽3丈多；两者之说有差异。胡君又引证「徐葆光册封琉球，随团人数318人，两艘册封舟为宁波商船，一号船长十丈、宽二丈八尺、深一丈五尺，二号船长十一丈八尺、宽二丈五尺、深一丈二尺」。在此，我先提出修正胡说徐葆光册封团的人数，不止318人；我知道胡君是根据《中山传信录》中卷一页8的〈渡海兵役〉条来算的，不过，胡君忘记了这个数字只是「兵役」的人数，而忘记了算「柁工」数，即是掌控航船的船户。徐葆光在〈渡海兵役〉条之前，有说「每船船户以下二十二人」两次，两船合共四十四人，加上之后，就有362人；再加上前面说过的正、副使、从客、接封使臣、应邀客人等，应该也接近四百人左右。

齐鲲、费锡章前往琉球册封，随团人数512人，照常理来说，封舟的确不应该比康熙五十八年徐葆光那次还小的；胡君之说，不无道理。所以，他认为《海国记》中册封舟的尺度，是模仿自《中山传信录》卷六〈舟〉条中所说的琉球贡舶「船长八丈余，寛二丈五、六尺」。不过，胡说的结论下得太快了些，相信他也应该看过《中山传信录》卷一〈封舟〉条下，历数每次封舟大小的资料。从数据表面的数字看来，徐葆光以前的册封船长，从二十丈到十二丈不等，反而是徐葆光所用的封舟最小，一号船才十丈，二号船十一丈八尺。如果像胡说的那样推测，那徐葆光册封团的人数四百左右，相信从前的册封团人数也差不多；那为甚么封舟长度反不如康熙二年张学礼那次的十八丈长呢？胡君能不能也给个解释呢？相信胡君也是丈八金刚，摸不着头脑了罢。

如果只是用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」的方法来堵住胡君的嘴巴，相信胡君也不会接受的。现在，就我所知，说明一二，关键就在《中山传信录》的数据里「虚梢」二字上。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卷二页15有记载李鼎元去检验封舟说：「舟身长七丈，首尾虚艄三丈，深一丈三尺，宽二丈二尺，较历来封舟，几小一半。」试想想，李鼎元册封团的人数五百二十人左右，封舟才长七丈，他还是可以前往册封，齐鲲、费锡章封舟长八丈余，已经比李鼎元时的封舟长了，为何不可呢？再来如果将李鼎元的封舟长度，加上「虚艄」三丈，就有十丈了；如此类推，齐鲲的封舟八丈余，前后「虚艄」应该更长些，那么可以粗估四丈，加起来就有十二丈左右，这跟《中山传信录》里所说的「烽火营鸟船一只长一十二丈三尺，宽二丈五尺；闽安中营鸟船一只长十二丈二尺，宽二丈六尺五寸」，长度大小就相差无几了。至于齐上志先生《福州齐氏六代书香父子翰林》一文中所说的封舟长15丈、宽3丈多，那就恕我浅陋，不得而知了。

庚、「脚踏绵的描述改写自《中山传信录》」的问题

《海国记》说：「殿中无宝座，而有一台，高仅尺许，曰临政台，围以朱漆栏，亦铺脚踏绵，与庶民居室相等。」胡君以为这是根据《中山传信录．屋舍》条中记载的「室中以席裹草，厚寸许，缘以青布，布满室中。入室，必脱三板，故名脚踏绵。自王宫以至民间皆然」，刻意模仿写作的。光凭这样的对比材料就提出如此「想当然尔」的质疑，真的鲁莽而且可笑。

彭令所公开的七张抄稿图片中，「脚踏绵」出现了两次，除了宫廷中，还有红衣人的居所，也有写着铺上脚踏绵；那真的是「自王宫以至民间皆然」。胡说认为这是改写自徐葆光的《中山传信录》。不过，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里，有以下的记载说：

（八月）十六日，丙寅晴。遣人入王府，谢食后皆介山游圆觉寺。渡观莲塘桥，桥亭供辨才天女，云即斗姥。将入门，有池曰圆鉴，荇藻交横，芰荷半倒；国王迎于山门外，王叔以下跪迎。门高敞，有楼翼然。左右金刚四，规模畧仿中国，佛殿七楹。更进，大殿亦七楹，名龙渊殿；中为佛堂，左右奉木主，亦祀先王神位，兼祀祧主，与《志畧》所载同。左序为方丈，右序为客座；皆设席，周缘以布，下衬草极平而净，名曰『踏脚绵』。使院见之而未得其名也；前楹板阁护雕栏。[12]
由这段文字看，不单是王宫、民间，连天使馆、寺庙都有铺设「脚踏绵」，或称「踏脚绵」的，这并不是抄稿的作者刻意摹写，琉球国俗本来就是如此。此外，齐鲲《东瀛百咏》里，有〈中山杂咏〉十首，其中第一首说：

斗屋当空四角悬，楼居雅欲慕神仙；重重布席吴余地，脱履偏夸脚踏棉。（球俗席地而坐，凡入户，必须脱履，名曰脚踏棉。）

齐鲲也见到家家户户，以及天使馆都铺设了「脚踏绵」，他没有记载王宫中的情形，因为述职报告《续琉球国志略》中不需要写这样琐碎的事，这也正是沈复私人笔记可贵的地方。胡说的质疑是捕风捉影、昧于事实罢了。

pengling

针对胡说所举的七大条、两小点的质疑作了回应辨证，有识者对比而观之，自能分晓，无须我再赘言了。我强调的论析方法就是「拿出证据来」说，不要只在推推敲敲、指指点点，一派胡言。胡君的论点有些也是有「拿出证据来」说的，不过，要不是以偏盖全，不然就是瞎子摸象，复以不够深入悉心查考，仔细钻研，所以得到「《海国记》确系伪造」的结论，就是谬误的。荀子说：「其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愚惑众。」所以，我必须如孟子所说：「予岂好辩哉！予不得已也。」其实，我还真的诚心欣赏胡君的；我也应该感谢他，如果不是他这篇文章的刺激，我不会那么专心地将我本来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论点，加速钻研，撰写出来；写着写着，几乎进入忘我的境界，也越写越有心得。学术研究的趣味就在这里；孔子说：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」这一章的涵意，我或者稍有体会。

最后，我要为彭令先生说几句话，也是胡说的另一个盲点；胡说「不知道《海国记》藏者彭令先生从哪雇佣了一位写手」来伪作《海国记》。彭先生公开发现的是手抄稿，书法之精彩，令我这个曾经在大学教「书法」课的人也动容。手抄稿里署名的是「钱泳」，钱泳本来就是清代书法名家，六书八体，靡不精通，号其居曰「写经堂」；钱氏曾临书诸多汉碑刻版，作为学者临摹模板，可见其书法功力与价值于一斑。如果彭令真的能找到一位有此功力的书法家（已经不是写手而已）来替他作伪，那这位「人士」应该早就是名满天下的巨匠大师了，他会愿意替别人作伪么？彭令请得动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来造假吗？

再者，钱泳的书法流传至今，还有不少被保存着，只要找出被公认是钱泳手迹的作品来与《记事珠》抄稿对比考较一番，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不少钱泳的书法图片，其中一幅钱泳〈与徐问蘧（楙）书〉的墨迹图片，是公认的钱氏手迹（网络图片，为尊重权利，不加转贴，读者自寻），跟彭令公开的图片比较，署名、笔法、风格等都明确显示两者同出于一手，无庸置疑；以此当可正面证明抄稿乃是真正钱泳手抄的墨迹《记事珠》。彭令不可能请「钱泳」来造假吧！我也不知道〈与徐问蘧（楙）书〉的墨迹现在收藏者是谁；况且，《记事珠》里除了《海国记》之外，还有不少钱泳所著《履园丛话》内容的草稿，以及其它可与钱泳生平对照而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记录材料，如果这也是造假的话，那伪作者造假的城府之深，部署之精，考虑之密，手法之妙，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。那么，纵然是伪作假的，我想也就认了吧！

蔡根祥 撰写于台湾 高雄师范大学 经学研究所

2010/01/13,11：40


（作者系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。）

[1] 见《海峡评论》2010年1月号。笔者于http://www.haixiainfo.com.tw/SRM/229-7774.html《国际与外交》〈沈复《浮生六记．海国记》与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之比较〉下载，时间于2010，01，09，21：00。

[2] 参见：史林杂谈。作者：太史政〈《海国记》又系伪作 学术造假再抬头〉。 (2010-01-10 13:01:42)标签：杂谈。又在网络的天涯小区『煮酒论史』 [版务处理]《海国记》又系伪作 学术造假再抬头(转载)http://www.tianya.cn/publicforum/content/no05/1/152148.shtml。作者：liuchiu 提交日期：2010-1-10 12:49:00。内文署名：胡新。笔者于2010/1/10,22:00下载。

[3] 李鼎元：《使琉球记》（台湾：文海出版社，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四十八辑，师竹斋藏板）卷六，页3，总页255。周煌所记亦相似。

[4] 以上的闽安村的论述数据，参见翁伟志、薛菁所著〈涉台遗存与闽台关系〉一文，刊登于《闽江学院学报》2008年（3）。

[5] 【台湾文献丛刊．第 172 种】等二种。

[6] 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卷二，页13、14，总页82、83。

[7] 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卷三，页1、2，总页105-108。

[8] 齐鲲、费锡章《续琉球国志略》卷三，页34，总页511。

[9] 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卷三，页5。

[10] 周煌《琉球国志略》，卷十六，〈志余〉，页3。

[11] 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卷三，页2，总页107-108。

[12] 李鼎元《使琉球记》卷五，页7，总页218。


原载：作者投稿

阿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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魁霸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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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ngling

不要急。2010年3月底或4月初，包括《海国记》在内的沈复《浮生六记》五卷真本将与读者见面，历史文献融入经典名著，必将进一步使钓鱼台（岛）为中国固有的意识深入人心。传承保钓意识，散播保钓思想，应该将迎来历史性的新机遇。日本鬼子及其走狗将更加不安。